1994年时管理大师德鲁克眼中的中国

　　20世纪90年代初，德鲁克曾告诉邵明路先生（光华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彼德?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始人）道：“假如让我年轻10岁，我会到中国来传播管理学的。”虽短短的一句话，却是发自德鲁克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德鲁克为什么对中国情有独钟？在他和日本企业界大亨联合出版的《德鲁克看中国和日本》一书里有德鲁克对中国的看法和期待。这本采用对话体的书，包括“充满挑战的时代”和“重塑的时代”两个部分，是德鲁克和企业界大亨中内功深度对话的成果。他们的对话探讨了经济世界的变化与挑战，特别是：这些变化对中国与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内功：中国巨大市场的未来会怎样
　　亚洲最近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尤其是中国。这个国家的迅猛发展和社会转型让我们每个人都瞠目结舌。举例来说，中国像块磁铁一样吸引全世界的公司来投资，这跟俄罗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吸引力的核心是中国拥有12亿人口，这是个巨大的市场。虽然俄罗斯通过改变自己的政治体制加入了现代社会，但中国则是通过极其灵活和实用的开放政策首先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形态，然后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当然我们要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独树一帜的，世界上的企业家都发现，对中国市场的潜力进行正确评价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
　　德鲁克教授，我想看看您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有什么看法。
　　——中内功
　　1994年9月21日
　　德鲁克：中国这个市场比其他市场更有风险，但机会太大了，不容忽视
　　在过去几十年，您在大荣——还有日本其他几个大众零售公司——所做的一切，比开展主要的新业务更有意义。通过业务经营，您已经应付和解决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在40年前还是日本的核心社会问题。这就是：怎样在没有导致主要社会错位的情况下把昨天的夫妻店转换成一个现代的分销系统。我在对话的一开始就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话中有很多问题涉及由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导致的社会错位，它们的影响完全不亚于世界上技术发展所起的作用。您在大荣公司和其他的日本零售企业所做的一切，巧妙运用了这些错位，无论在建立主营业务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都给我们应付错位问题提供了范例，而这些错位问题似乎在未来的时间里还会变得非常严重和相当棘手。
　　成长中的中国沿海地区
　　现在我回答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
　　我觉得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及其未来的，把这个问题摆在首位非常恰当。确实，在过去的10~15年时间里，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亚诸国的崛起是世界经济中的头等大事，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最多。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大约10年里，中国沿海是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地区，成长之快史无前例。虽然相关的统计数字还有待核实，但不可辩驳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号经济大国，如果能继续保持现在这个发展势头，在2000年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号经济大国，产量将不低于日本现在的水准，虽然有三四倍于日本的人口。实际上，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枝独秀，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性质。
　　从“三强鼎立”到多元化世界经济
　　就在几年前，世界经济方向的一个杰出学者，也是您的同胞，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就是他所说的“三强”：发达国家中的日本、北美和西欧。他跟我们说，您根本不用去理会那些发展中国家。在这三强上做出决策就可以了。这三强里的国家也是真正需要重视的市场。
　　在大约10年前，这些观点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它抨击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关于发展的浪漫主义观点。但现在形势逆转了，世界经济不再有某个核心存在，已经形成多元化格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爆炸性成长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迅猛发展。除了亚洲，拉美也有了类似的发展。墨西哥突然之间开始了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资本市场的开放。拉美其他国家也随即紧跟墨西哥开始了迅猛发展：停止通货膨胀和开放资本市场。首先是智利，然后是阿根廷，接着是秘鲁，其增长速度跟东南亚国家难分伯仲。但在巴西很难维持这样的发展速度。
　　发达国家遭遇“流感”
　　因为在过去10年里，发达国家，也就是三套车里的各个国家，都表现不佳，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才那么引人注目。稍后我会谈到，日本做出的成绩比您想象的好。在我看来，几乎没有理由那么悲观；在我最近一次访问日本时，也就是今年秋天，我发现整个日本存在着这种悲观。美国做出的成就也比一般的美国人或日本人想象的好。然而在日本和美国都有困难和动荡的时期。西欧实际上处于严重的衰退期，丧失了增长动力。但是世界贸易跟以前一样增长迅速，虽然没有加速。世界生产也是如此。
　　10年前，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公理——我认为它几乎有400年的历史，如果发达国家稍有点伤风感冒，发展中国家就会病倒。最近10年里发达国家感冒得很厉害——我喜欢称之为“非常讨厌的流感”，但是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亚洲大陆，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在经济学理论上还无法解释，但它是个事实。结果，世界经济不再由“三套车”来驾驭，“三套车”也不再像大前研一10年前所说的那样具有全控优势。
　　经济力量均衡状况的改变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汽车销售市场，德国的大众和日本的丰田在这里殊死搏斗，争夺霸主地位。世界上室内空调——高度机械化的一种产品——的最大制造商现在落户新加坡，而世界上最大的标准化微电路“芯片”制造商则在韩国和中国台湾。
　　需要强调的是，南美洲的发展改变了经济力量的均衡。当1992年签订南美自由市场协议（NAFTA）时，很多人，包括墨西哥人和美国人，都预测墨西哥的商业和工业将被美国的跨国公司接管和吞噬。可实际上是墨西哥人一直在往美国进军。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墨西哥公司在美国南部和西部的投资就远远多于美国在墨西哥全国的投资。因为有的产品不能运太远，因此需要小型工厂来制造，诸如水泥和玻璃瓶之类的生意几乎被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墨西哥公司完全垄断了。
　　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另一个同样让人吃惊的事实是：经过6年的停滞和严重衰退之后，德国的复兴不是起源于国内市场的复苏，以及向以往的最佳消费国——欧盟（EU）邻国——的出口，也不是发端于把德国最好的产品输出给老客户的做法。德国的复兴起源于向亚洲大陆的出口，尤其是向中国。
　　换句话说，世界变得多元化了，其中还有以牙还牙的意味。谈到中国的重要性，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因为在世界经济的这次重组中，很明显，核心事件是中国已经以一个主要经济力量的身份横空出世。
　　中国管理的秘密
　　除非中国轰然崩溃，我可以预测：以后10年左右，在美国和欧洲市面上将会出现大量题目为“中国管理的秘密”的书籍，就像前10年大量的“日本管理的秘密”书籍一样。中国人研发出了一套特点鲜明、与众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框架。我经常说日本的秘密在于它能把家庭因素从现代企业中完全剥离出去。中国式管理的秘密可能在于把家庭因素融合到现代企业中。
　　海外华人
　　我坚持认为在过去几年里有种新的超强力量崛起了，那就是海外华人。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先例。他们遍布于世界各大洲，太平洋两岸都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三个小地方的人口全是中国人或中国人占最多。还有马来西亚，中国人占了30％。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纯中国人可能比例小些。当然还有很多中国人在太平洋的我们这边，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在旧金山，还有加州的很多地方。无论在哪个国家，他们都在当地入了该国的国籍，但是他们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经济网络，这个网络是靠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维持的。家族成员彼此的信任使得一个家族能维持下来并积累起财富。这又是一个新的重要发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认真对待。海外华人迅速建立了新的跨国公司，主要是基于家庭之间的联系，通常不需要投入很多资金。
　　华人经营公司的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以曼谷为基地的、给全世界个人计算机制造商生产零部件的公司。它由华裔泰国人所有并进行经营。它现在有11家分厂分布在世界各地：3个在中国，4个在美国，3个在马来西亚，1个在印度尼西亚。这些分厂都由工厂所在国家的公民进行管理。但是分厂厂长都有中国血统，都跟总厂总裁有亲戚关系。唯一的一个例外是美国分厂的厂长，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但他娶了总裁的侄女。这些分厂规模都不大，将要建立的分厂规模也很小。每个分厂都雇用不到100或150个员工，但是加起来，他们生产的零部件足够世界上所有计算机制造商使用，市场份额达到50％。
　　在“无形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海外华人最大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给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日本企业为首的发达国家制造商斥重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机械制造、重修铁路、远程通信，等等。但是海外华人则青睐“无形的基础设施”，他们在建立一个金融网络。中国实际上没有金融方面的基础设施，因此急需这方面的建设。海外华人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尤其在中国内陆和大都市以外的地区。他们也提供了法律基础；没有法律基础，中国就不能发展。
　　受良好教育人口的短缺
　　更重要的是，唯有海外华人能满足中国的最大、最迫切的需要：受良好教育的人群。
　　在中国做生意的每个人都发现中国的工人很容易培训，但是现代经济的真正优势不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怎样去培训工人，包括短期培训。现代经济真正的优势在于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的一个有判断力的群体：工程师、会计师、市场研究人员、化学家、冶金家、财务分析师，等等。这些人在中国实际上寥寥无几。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和人员素质方面，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了。中国有12亿人，但只有400万学生能读完高中升入大学。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1/5，但是至少有500万学生有机会上大学。
　　中国的高等教育
　　造就一个有文化的劳动力群体，不是简简单单培训一下就万事大吉，也不是几个月或几年就可以一蹴而就。在日本，这个工作在明治天皇时代就开始了。直到明治时代结束，日本的高素质人才才算充足，这也只是80年前的事。
　　能及时满足中国对人才的迫切需要，是海外华人的贡献之所在。资金和技术可以从外国引进，甚至高层管理也可以从外国引进，尽管只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但是中层管理者、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必须是本国人，至少应该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在中国，这样的人才不能从日本、美国或欧洲引进。这些人必须视自己为中国人，并被别人认可为中国人。这就是海外华人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实际上是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世界中的儒家弟子
　　我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按照最乐观的想法，如果中国能在今后5年、10年或15年内继续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那时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前景很乐观，2010年时的中国应该是个传统性和现代化兼具的国家。中国最近10到15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私营企业。这里的经济活动很繁荣，尽管大部分都是家庭作坊，但其中不少由海外华人给予了迅速的组织、整合。中国社会的底层仍然是农民，就像过去各个朝代一样。但这些农民在以后的15年内将成为主要生产力，虽然我承认这可能比实际发生的结果更乐观些。
　　乐观主义：中国缔造经济特区的潜力
　　现在中国有大型的经济特区群落，那里的人们都说着几乎相似的地方话，或者是上海话，或者是粤语，或者是闽南话。各群落都有个地区性的主导城市。他们大体上自己独立处理事务。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在过去是中国的主要组织形式，在这种模式流行的时候，中国很兴旺、很发达。
　　有各种迹象表明这就是中国一直很欣赏的发展模式。现在中国已经有5个类似的“经济自治区”，虽然没有获得官方正式的认可。这些“经济自治区”一个出现在东北，一个是天津，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广州-香港轴心地带，一个是闽南。
　　这是我所描绘的中国在2010年时最乐观的发展前景。真正乐观的是，这种发展能和平地、协调地、没有巨变和灾难地持续下去。
　　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
　　严重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在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两者之间难做选择。通货膨胀每年大约有30％。第一次通货膨胀发生在350年前，并摧毁了明朝。那次通货膨胀开始于1500年左右的欧洲，从美洲进口的白银充斥欧洲各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完全破坏了后文艺复兴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经济，这些事情发生在跨国商业大都市，例如中世纪商业同业公会的北欧城市联盟和佛罗伦萨、日内瓦和巴塞罗那等南欧城市。然后通货膨胀肆虐到君主专制时期。最后，大约在1600年左右波及中国，使得白银大大贬值，而白银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基础。明朝付给士兵的是饷银，但是满族人在满洲北部的河里淘到了黄金，因此可以用黄金贿赂明朝士兵让他们投诚。这在短短的25年内导致明朝崩溃、满人上台。
　　300年之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时间里，通货膨胀又摧毁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蒋介石是被通货膨胀打败的。通货膨胀使得他的军队士兵开了小差，最开始是小规模的，最后是成千上万。在中国的所有人都不会忘记这事。
　　国有企业中的失业问题
　　寻找良策替代通货膨胀，这个做法的结果可能更糟。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雇用了1亿人，可以说除了农民之外，一半的劳动力在这些国有企业里。停止通货膨胀就意味着让1亿人失业。任何政府，能承受得了城市里50%~60％的失业率吗？
　　没有工作的农民
　　潜在的长期性威胁是日益增多的失业农民，他们离开了田地，无处可去。这在中国历史上导致了从汉朝开始的一次次改朝换代。一旦大量的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就会发生农民起义。600年前，元朝就是这么灭亡的，导致了明朝上台。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有了两次这样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差点儿把清朝推翻。但它们确实导致了清朝政权的削弱，方式有二：一是实际上把中国变成了外国列强——欧洲和日本——的殖民地，二是完全破坏了中国各阶级对朝廷的支持。
　　如今，在中国已经有1亿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因为在土地上无法谋生，但他们在城市又找不到工作。另有2亿农民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好仍然种地。中国大约有8亿农民以农为生，其中大约已有3.5亿外出打工。中国农业所需要的人口可能不到1.5亿或2亿。因此1.5亿农业人口和他们的家人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虽然他们一直在种地。
　　因此，中国沿海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广大乡村的日益贫困化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在沿海城市，居住人口相对较少但是年增长率超过20％，大部分人富了，甚至更多的人变得很富有；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生产总值不再有所增加，因为人口总数巨大。
　　巨大的机会和巨大的挑战
　　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有前景但也最有危险的地区。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克服面临的这些问题——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之间的两难境地以及日益贫困的农村和日益富裕的沿海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会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发展前景，仅次于美国在19世纪末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它的危险性也前所未有。
　　虽有风险，还是值得
　　这一切对商人尤其是日本商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能漠视中国的商机吗？答案是“不”。他能忽视中国带来的威胁吗？答案还是“不”。也许对于一个大型的日本公司或重要的欧洲企业来说，来中国经营虽然很冒险，但还是值得的。这是一场赌博，我认为这场赌博胜负参半。
　　最大的商机
　　发达国家的主营产业，尤其是主要的制造业，可能都抵挡不了进军中国市场的诱惑，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合资经营。机会有：中国在迅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对通信尤其是远程通信业务的需求；商机——只要看看日益崛起的三四亿中产阶级就够了——更是巨大。同时，每个去中国经商的人都要意识到这是一场赌博，但是避免政治上的赌博是商业运营方面的最高智慧。
　　中国未来短期发展的关键决策即将在今后5年或10年内出台，这些可能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头等大事。一个很有前景的中国，就成了继欧洲和日本经济从太平洋战争的破坏中恢复之后的最大市场。
　　核战争的危险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只有另外一个大问题了——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亚洲国家未来的命运如何。在那里商机如此之少，没有什么人可以跟海外华人这些促成本国经济发展的活跃分子相媲美。在那里政治危险极大：内战在前苏联统治时期就没有停止，参加内战的双方都有核武器。
　　——彼得?德鲁克
　　1994年11月10日
　　本文摘自《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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