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书苗现象”说开去

　　
　　刘宾雁先生曾写过一篇名为“人妖之间”的长篇报道，发表在1979年的一期《人民文学》杂志上。该文描述了黑龙江宾县某燃料公司经理王守信女士借文革动乱上位，10多年时间里，通过转卖、交易计划外物资为公司及亲信转卖牟利，并最终受到当时法律惩处的过程。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回首王女士的所作所为，却令人不胜唏嘘：在计划经济铁板笼罩华夏的文革时期，靠着个人能力争取更多资源，并在转卖过程中赚取货币化收益，这种市场经济的先声，非但无罪，更是日后数十年里中国企业家最为惯用的生存、发展手段。而王女士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令一位用文学手段“合理虚构”新闻的刘宾雁成为了某些人传颂良久的“中国良心”。
　　之所以想起这篇“人妖之间”，还是偶尔看到10月10日《南方都市报》时评提及了另一位和王守信人生轨迹十分相似的女性——丁书苗。同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同样以长袖善舞、脑瓜机灵、敢作敢为闻名乡里，同样起家于1970年代，同样从事过煤炭的运输和销售，只因地方不同，时机相异，一个毙命雪原，一个富甲一方，命运弄人之余，却折射了世易时移的观念流变。
　　实际上，和王守信相比，从投资运煤车皮起家的丁书苗起点更低，从一开始就没有“体制内”的“贵人”，完全是在个人奋斗和巴结、钻营中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从一位普通的运输客户，逐渐成为了工程的发包方、投标的关键点。背后除了丁女士敢于“为领导洗内裤”的无微不至“服务”，和百折不挠的长期“努力”外，更为关键的，还少不了人治传统和高度垄断的铁路工程投资模式——这些产生政商勾结的温床。
　　自1950年代中国政府以“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并形成了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后，权力的眼色便成了这个社会每个个体都必须观察和体味的元素。尤其是在现代技术条件将任何自成一派的想法统统扼杀无形的20世纪之后。诚然，改革开放部分竞争性层面恢复了市场经济，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权力之手也还没有放弃对各个领域的干预。特别是金融海啸令一大批中小企业倒下，“因祸得福”的国字头公司则通过充足的信贷、拨款乃至政策支持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攻城略地的今天，权力辐射的范围正在急剧反弹，作为最具嗅觉的商人群体，自是得风气之先。毫无疑问，丁书苗女士当然是其中佼佼者。
　　可一位文化程度仅为小学，公司也没有承建工程资格的中年女性，却在刘志军担任铁道部长的时期代理了基建司长的职责，决定了上千亿资金的去向，这不是一场明规则向潜规则低头的闹剧吗？可悲的是，这样的闹剧，在媒体不能自由调查，民众不能自由讨论，形形色色的恐惧还充斥我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时，还将无数次地发生，因为“出事”之前没有人敢于或者能够揭露这些对其他市场主体不公乃至对纳税人税款不敬的行为；而且笔者也相信，像丁书苗这样的人，在政府主导投资的基建工程领域也有更多的，更高级的个体存在，因为当下的中国，除了上层建筑的要素被垄断外，经济基础的要素也是或隐或显，却也无处不在地被垄断着。只是痛恨这种垄断的人大多只因利益未能掉入自己盘中，还有更多的人，无论体制内外都想着如何利用制度和政策的死角从中渔利。
　　于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垄断造就了王守信和丁书苗，也造就了王守信和丁书苗的悲剧，还用王守信的生命造就了刘宾雁的良心，亦用丁书苗的倒掉造就了一大群义正词严的事后诸葛亮。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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