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良好家庭关系的秘诀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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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复西归？生活也许有很多困扰
有钱也不必太开心,他却天天在打如意算盘,动不动就天马行空地乱想一通,做出种种不如法的行为,但若实在没有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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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左拉一样的知识分子
　　
　　
　　郭宏安
　　
　　
　　1880年5月1日，巴黎世面上出现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叫作《梅塘之夜》。小说集是由夏邦吉埃于4月17日出版的，包括左拉的《磨房之役》、莫泊桑的《羊脂球》、于斯芒斯的《背包》、塞阿尔的《刀口》、厄尼克的《大7楼事件》、阿莱克西的《战役之后》。开头有左拉的几句话，谈到“独特的观念”，谈到启发这些小说的是“同一种哲学”。这“观念”，这“哲学”，乃是自然主义。《梅塘之夜》的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轰动”一词在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读者反应热烈， 一个是批评家口诛笔伐； 前者惜乎不见文字， 后者往往披诸报端； 总之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正如厄尼克所说： “ 批评界愤怒了，… … 我们不怕； 我们觉得好玩。公众觉得好玩， 就买书。”这本书讲述的是普法战争中的故事，卖得极好，于是，更多的法国人知道了梅塘，一个在巴黎以西、靠近塞纳河的小镇。
　　
　　2002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我和妻子来到了梅塘。一百多年前的梅塘，还是乡下，正如左拉在给福楼拜的信中所说：“我买了所房子，是个兔笼似的楼房，位于普瓦西和特里埃尔之间，塞纳河边的一个迷人的偏僻角落，价格是9000法郎。我告诉你价格是为了让你别太见怪，我是用写作的钱买下乡间这个简陋的住所的。它的优点是远离一切喧闹的居所，而且周围没有一个资产者。”信的口吻是谦卑的，颇像一个面对严师的小学生，而且对于“资产者”表现出一种避之惟恐不及的傲慢。左拉买了别墅，显然是有钱了，然而他自奉为老师的福楼拜会因此而责怪他吗？不会，因为他用的是他的劳动所得，并非不干净的钱。1840年4月2日，左拉生于巴黎，3岁即随父母迁往埃克斯-普罗旺斯，7岁时父亲去世，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18岁，左拉随母亲重返巴黎，没有通过中学会考，从此便放弃了学业投入茫茫人海。那可真是饥寒交迫的日子，月薪60法郎的工作，他不能不接受，进了阿歇特书局，工资也不过一个月100法郎。他经常过的日子是面包加黄油，几天不见一星儿肉，有时甚至捕屋顶上的麻雀用挂窗帘的铁丝烤熟了吃，聊以充饥。他把仅有的几件衣服送进当铺，就一个星期不出门，把床单裹在身上，还美其名曰“化装成阿拉伯人”，而不以为苦。直到1876年，他把《小酒店》先后卖给《公益报》和《文学共和国》，以供连载，得了9000法郎的版税，方才彻底告别了饥寒交迫的日子。左拉为了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实现宏伟的写作计划，为了他那含辛茹苦的母亲能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有了钱自然要买一栋房子，况且是个“兔笼”似的房子。他对福楼拜说：“我不象您，您有一笔小小的财产，可免为许多事情担忧。”他不同，他要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要不断地写出作品，要成功。可以说，自《小酒店》以后，他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写作，他甚至在梅塘大兴土木，供朋友们切磋、谈笑、休闲之用。左拉一方面心无旁骛地工作，一方面不乏友朋的往来，梅塘果然是一个理想的所在。
　　
　　如今的梅塘与原来左拉的描述大不相同，途经的火车已不设站，从维莱纳下车，要走半个多小时，方可到达。但是最大的区别，是房子多了，而且漂亮，多为两、三层的小楼，色彩形状，各个不同，散布在平缓的山坡上，碧绿的草坪，绽放的鲜花，丛丛的灌木，树叶变黄、变红或仍保持着绿色的巨大的树，对小镇来说不失宽阔的马路，古意盎然的路灯，俨然一个大花园。几只乌鸫，在草地上跳跃，不时发出悠长的鸣啭。天高云淡，正午的阳光已经不那么强烈了，毕竟是秋天了。空气温暖而明净，微风吹在脸上，让人感到很舒服。建于16世纪的教堂空无一人，不大却庄严，土黄色的墙壁显示出它的古老。街上很清净，几乎没有人走动，只有一辆辆的汽车，或开或停，给僻静的小镇带来生气，使小镇显得静谧，安详，美丽。至于“资产者”，恐怕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吧；而“兔笼”，倒是一个也见不到了。
　　
　　两年前，即1876年4月30日，左拉的《小酒店》开始在报刊上连载。这是法国第一部以工人为主角、真实再现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和恶劣的劳动环境的小说，左拉的用意是“描写民众阶层并通过它解释民众之风俗”，他希望“既不美化工人也不诋毁工人”，描绘出“一幅本身就体现出道德状况的可怕的画”。看来他成功了，一是因为他受到来自资产阶级卫道士的猛烈攻击，二是因为这本书读者极其踊跃，1877年1月成书出版，当年就印了近百次。左拉就是用了《小酒店》的版税，于次年5月买下了梅塘的房子。后来，他又陆续买下了与房子毗连的地产和塞纳河中的一个小岛，扩大了花园，修建了一个暖房和养鸡场等，栽植了一片小树林，梅塘别墅的面积从1200平方米增加到了42000平方米。为了接待朋友，他在房子的两侧各修了一栋塔楼，看起来颇为壮观。为了左拉和他的朋友们喜欢的塞纳河，莫泊桑“亲自从贝松弄来了一条船”，左拉命其名曰“娜娜”，因为他当时正在为小说《娜娜》写提纲。写小说，在他看来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每写一部小说，他都要事先收集资料，阅读理论甚至专业的书籍，到情节展开的地方去走动，访问有关的人，然后开列提纲，提纲列好之后，就投入紧张的工作。法国作家佛朗索瓦·努里西埃说得好：“房子，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首先不是居家的所在，也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它首先是一座堡垒，一道布景，保护着或者手上一只笔或者在屏幕前度过的早晨几个小时和晚上漫长的时光（如果不是像福楼拜在克洛瓦塞那样‘吞下’刚刚结束的一页纸……）。”因此，梅塘别墅既可以保证左拉安静、不受干扰地工作，又可以享受朋友来访的友谊的快乐。自从左拉住进梅塘别墅，他的朋友和弟子就纷纷前来拜访，他们中有福楼拜、塞尚、屠格涅夫、都德、龚古尔兄弟以及莫泊桑、于斯芒斯、阿莱克西等。闲暇时光，他们一起划船，游泳，垂钓，饮宴，散步、讨论文学和艺术。一次，左拉邀请莫泊桑、于斯芒斯、阿莱克西、厄尼克和塞阿尔参加“六人谈”，讨论自然主义问题。阿莱克西提出何不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每人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塞阿尔甚至起好了名字，就叫《梅塘之夜》：“我们以《梅塘之夜》向这个可爱的家表示敬意。我们在这里受到左拉夫人母亲般的照顾，她把我们变成了被溺爱的大孩子并以此为乐。”厄尼克回忆说：“我们是在一个晚上有了这个主意的，吃过晚饭以后，我们谈起了1870年战争的回忆。”这个主意得到左拉的赞同，众人分头开始工作，不久，小说集经莫泊桑审阅，就出版了，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梅塘之夜》，文学史也从此凭添了一段“梅塘学派”的佳话。
　　
　　现今的梅塘别墅，已经成了左拉博物馆，中间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即左拉所称“像兔笼一样的楼房”，两边各有一座塔楼，皆以左拉的作品命名：左边的稍高，叫做“娜娜楼”，右边的高出一大层，叫做“萌芽楼”，周围绿树环抱，鲜花盛开。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几间屋子，左拉的工作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房间很大，一面墙上挂着壁毯，门窗上镶着彩绘的大玻璃，画着奇怪的树和一只白鹳，墙角放着不问真假的中世纪武士的盔甲等物，桌子却不大，使人想到法国的大作家往往都使用很小的桌子。硕大的壁炉，两侧饰有人像，上方的墙上写着左拉的座右铭：“生命不息，创作不止（NULA DIE, SINEDEA）”。他早晨7点钟起床，然后洗澡，吃早餐，9点到13点工作，天天如此。开门站在阳台上，面对的是一片美丽的风景：远处是山坡，山坡上有白色的房子和浓密的树林，近处是宽阔而平静的塞纳河，一条带子似的在阳光下闪烁。左拉的生活简单，朴素，不喜社交，喧闹，他躲在偏僻的梅塘，避开了巴黎的喧嚣，似乎可以安静地工作了。在“萌芽楼”，底层是一间很大的弹子房，二楼有一间制衣房，左拉夫人喜欢在早晨大家还没起床时缝制衣裳。讲解员说，1888年，左拉家里来了一个文静谦虚、心灵手巧的年轻女工，叫让娜·罗兹洛。年已48岁的小说家爱上了20岁的她，并育有一女一子。后来颇为大度的左拉夫人接受了他们，并允许孩子姓左拉。楼的后面是一个大院子，中间是一座左拉的头像，皱纹堆垒，嘴角下撇，复着浓密的胡须，脸微微上扬，显出一副桀骜不逊的样子，但也透着一丝忧郁。看到这尊头像，我不由得想起莫泊桑对他的描绘：“左拉，中等身材，略为肥胖，一副好好先生的面貌，看起来有点儿固执。他的头跟古代意大利油画上的十分相象，虽然不美，但颇有力量和智慧的特征。短短的头发矗立在十分发达的前额上，端正的鼻子，长在被相当浓密的黑胡子盖着的上唇上面，看起来很清楚，好像被刻刀突然切削出来的一样。他的脸很胖，但不乏坚毅之气，脸的下部被修剪得很短的胡须遮盖着。他是近视眼，眼珠乌黑，目光尖锐，总在探索着什么，他的微笑有时是恶意的，有时是嘲弄的，他的上唇怪样地、讥笑似地翻起，线条十分特别。他浑圆而强健的身子使人想到一颗炮弹；他的名字（Zola，由两个响亮的元音缀两个铿锵的辅音组成）读出来的声音给人一种粗鲁的感觉，他大胆地一直用着这个名字。”院子中间摆着一大片白色的椅子，据讲解员说，第二天要举行隆重的活动，有希拉克总统出席并发表演说，业已封闭的铁路也将重新开启。这一天，人们可以直接在梅塘下车了。噢，原来今年是左拉逝世一百周年啊，怪不得前庭正在举行左拉纪念邮票的发行活动呢，而第二天，左拉作品的爱好者要举行例行的纪念活动。
　　
　　左拉获得了梅塘的安静，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但是他的创作活动却并不平静，因为他在文学批评界结怨甚多，耳根颇不清净。梅塘不仅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腐朽的巴黎的反面，蜚短流长、政治阴谋和守旧及时尚在这里几乎没有地盘。左拉可以在这里创造一种崭新的、科学的、严谨的艺术。他在中学时代即开始了文学活动，没有受过系统、完整、全面的教育，读书很杂，又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生物学的影响，因此文学批评界指责他文笔滞重，描写粗俗，过分夸张，甚至“猥亵”、“色情”、“腐朽”等词汇一股脑儿泼在他的头上。埃米尔·法盖如此评价左拉：“他太早地从事写作。任何一个三十岁之前写作的人，任何一个二十岁到三十岁间的人，倘若不把黄金时间用于阅读、观察、思索，倘若在这段时间里不能做到只字不写，那就很可能不具备判断力，而仅仅是个文学工匠而已。有一些例外，但十分罕见。”左拉不在例外之列。这算是客气的批评。左拉38岁到梅塘，直到他去世，共计14年，期间一年在英国流亡，他出版了《娜娜》、《土地》、《萌芽》、《家常琐事》、《妇女乐园》、《萌芽》、《土地》、《梦想》、《事业》、《巴黎的肚子》、《人面兽心》、《金钱》、《卢尔德》、《罗马》、《巴黎》、《劳动》、《真理》等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剧本、文学评论和政治评论。他的作品风格雄浑，描写细腻，语言通俗，暴露了社会的底层（例如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鞭挞了上流社会荒淫腐朽、纸醉金迷的生活，讴歌了劳动的伟大，大声疾呼社会改革，向往并坚信社会向着公平和正义的进步。左拉用他的笔挑开了绣着金丝银线的幕布，让人们看见了隐藏在后面的虚伪和邪恶，正是这一点触怒了那些高雅的读者以及站在他们前面的批评家，所以，他每发表一部作品，都要受到来自各个角落的批评，甚至漫骂。他大声疾呼：“为什么要这样地撒谎呢？你们骗不了任何人。在所遇到的假面具下，所有的面孔都是熟悉的。见面时你们相互狡猾地笑笑，好像是说：‘我全都知道’；你们彼此交头接耳，谈的是社会新闻，桃色事件，个人隐私；但是如果出来一个冒失鬼高声说出上流社会一切公开的秘密，就会有人叫喊，有人假装盛怒，有人像萨玛丽纳一样假装正经，像罗拜·马盖尔一样假装受不了委屈。可是，我呢，我才不怕呢，我就要做这个冒失鬼。”这个“冒失鬼”得罪了那些伪君子以及受他们蒙蔽的、近乎盲目的民众，但是他得到了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和渴望公正的读者的尊敬和爱戴。
　　
　　说到“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的流行是与左拉有着不解之缘的1898年1月13日，《震旦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左拉《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先生的公开信》，报纸的总编辑乔治·克雷孟梭和社长恩斯特·沃甘加了一个挑衅、刺激的大标题：《我控诉！》。这封信是主张德莱福斯无罪的公众舆论对宣布真正的罪人埃斯特哈齐无罪的陆军参谋部的回答，信中，左拉把几个文职和军职的高层领导人作为掩盖司法错误的同谋推上了被告席。从第二天开始，《震旦报》连续20多天不断地刊登读者来信，其中有两篇“抗议书”，汇集了几百人的签名，他们大部分是大学教授和文学艺术界人士，他们宣称“签名者抗议1894年的诉讼违反了司法形式，抗议围绕着埃斯特哈齐案件的神秘，坚持要求重审”。1月23日，克雷孟梭写道：“知识分子来自各地，这难道不是一个他们为了信念聚集到一起的信号吗？”文中的“知识分子”一词以斜体排出，说明这个词罕见，未曾广泛地使用，而且多用做形容词，有肤浅或艰涩的意思。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词被当时最有威望、也最有争议的作家莫里斯·巴莱斯抓住，于2月1日在《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抗议》，公开嘲笑知识分子也就是抗议者的“自命不凡”，并说：“除了犹太人和抗议者之外，所谓知识分子的名单大部分是由傻瓜和外国人组成，其中有几个善良的法国人”。自此以后，“知识分子”这个词作为名词大行其道，其贬义的色彩由于抗议者主动的接受而消失殆尽，延续了法国自伏尔泰开始的文人关心国事、呼吁正义、为民请命的传统。一个词的词性变化，一个词的流行与否，说明一种观念的兴起与衰落，左拉的《我控诉！》是一个标志。
　　
　　四年前，即1894年10月15日，阿尔弗莱德·德莱福斯上尉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军事法庭逮捕。事情是这样的：法国军队的情报部门掌握了一桩叛卖罪行的“证据”，并通过媒体广为传播。《费加罗报》发表文章《一桩叛卖的事件》，提出推断，为逮捕“一名法国军官”张目。反犹主义的《自由言论报》甚至指出这名军官是一个犹太人，并给出了姓名。所谓“证据”，乃是泄露给德国大使馆的一份“清单”，上面开列了一些大炮的零部件。于是，军事法庭进行了秘密审判，德莱福斯被认定向外国势力提供情报，于1894年12月22日被一致判决褫夺军籍，终身流放。1895年1月18日，德莱福斯被送至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但是，德莱福斯的亲人和友好坚信这是一桩冤案，他们竭尽全力揭发参谋部的操纵者的真面目，使案件陷入无穷无尽的司法程序之中。军方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名，蒙蔽和操纵了大批爱国的也常常是反犹的人们。在代表国家秩序的力量中，有一个人相信德莱福斯是无辜的，他就是监狱的负责人费迪南·佛齐奈蒂少校，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说：“我凭直觉认为这名军官是无辜的。”10月24日，他对德·布瓦代福尔将军说：“我们步入了歧途，这名军官是无罪的。”他还愤怒地谴责了负责审问德莱福斯的帕蒂·德·克拉姆少校的做法：“在见到德莱福斯之前，他问我是否可以偷偷潜入他的牢房，带着一盏亮度很大的灯，朝上尉的脸上射出一股强光，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抓住他。我说不行。”佛齐奈蒂少校因在上级、同事、记者面前公开地说出了他的信念，而被解了职。宣判的当天晚上，德莱福斯上尉说：“我的唯一的罪行是生而为犹太人。”1897年7月，新到情报处任职的皮卡尔少校发现，所谓“清单”出自一个原籍匈牙利、债务缠身的埃斯特哈齐少校之手，他是那个使德莱福斯蒙受不白之冤的造假的人，参谋部不得不进行调查。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秘密开庭，传讯埃斯特哈齐，第二天，埃斯特哈齐竟被一致宣布无罪，当庭释放。左拉被激怒了，他要求公正并公开地辩论德莱福斯案件，他于1月13日在《震旦报》上发表了《我控诉！》，中间仅仅隔了两天！我在参观的时候，仿佛看见左拉躬着伟岸的身躯，伏案奋笔疾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的情景，尽管那封信不是在梅塘写的！那可是一封译成中文有一万多字的文章啊！
　　
　　左拉知道军方将以诽谤罪起诉他，他的公开信的结尾这样写道：“我只有一种激情，为了如此痛苦、有权得到幸福的人类的真相大白的激情。我的如火如荼的抗议不过是我灵魂的呼声。让他们把我带到重罪法庭上去吧，让调查在光天化日下进行吧！我等着。”果然，法庭没有让左拉久等，对他的起诉从2月7日就开始了，直到24日结束，进行了三个星期。左拉对他的律师说：“多为德莱福斯辩护，少为我辩护。”律师庄严地宣布：“我不相信在任何时代有案件比这个案件更深地搅动了公众的良心。”辩护经常被反德莱福斯派的鼓噪打断，乔治·克雷蒙梭最后对法官说：“该你们表明态度了，不是对我们，而是对你们。我们在你们面前接受审判。你们在历史面前接受审判。”左拉的态度极其庄重，几乎只有在反驳佩里厄将军的蛮横无理时才打破沉默，他说：“对法兰西效劳有各种方式，可以用剑也可以用笔。佩里厄将军先生也许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我也是胜利者。通过我的作品，法兰西语言被带到了全世界，这就是我的胜利！我把佩里厄将军的名字和左拉的名字传给后代，他们会选择的！”他说得没有错，后世的人们记住了左拉的名字。在他之前，夏多布里昂发出豪言壮语：“拿破仑在政治上称霸，我则在文学上称霸。”他敢于平视拿破仑，文学与政治是平等的；巴尔扎克在卧室里放了一尊拿破仑的小铜像，底座上写着：“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用笔完成。”口气甚大，其狂可知。到了左拉，文学与政治、军事等的关系已经变化了，但是在“为法兰西效劳”这个崇高的目的上，文学并不输于军事。这等豪气今天已经很少见了。
　　
　　最后一次审判，混乱达到了顶点，有描述道：“人们狂怒了，一片斥骂声。煤气灯黄色的灯光下，无数混杂的呼气形成的水蒸气里，身穿制服的军官挥舞着拳头，站在长凳上破口大骂，从不敢想象这种地方会出现这种场面。不过，当陪审团团长面色苍白，哽着嗓音发出两声‘好’，同意把被告交给法官时，辱骂声立即变成了欢笑声、跺脚声、喊叫声、笑声；外面，一群人声嘶力竭地吼着……法庭内，一小撮人两眼喷火，脸色苍白得可怕，互相拥抱，他们搂得那么紧像是在宣誓。”1898年2月23日，仅仅经过35分钟的辩论，左拉的诽谤罪成立，被判入狱一年，并罚款3000法郎。左拉理所当然地不服判决，律师提出上诉。1898年4月2日，最高法院撤消了巴黎重罪法庭的判决，5月23日，该案在凡尔赛重罪法庭重新开庭。7月18日，重罪法庭宣布，2月23日的判决有效。开庭时，律师说，既然法庭不愿意出示证据，他的委托人拒绝出庭。左拉在一片吵嚷声中走出了大厅，他被处以缺席判决。克雷孟梭说：“如果左拉被宣告无罪，我们没有一个会活着出来。”法庭内外，“打倒左拉！”、“绞死左拉！”、“淹死左拉！”、“绞死犹太人！”、“淹死德莱福斯！”、“掏出左拉的内脏！”、“给左拉一个哄！”等口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律师劝左拉，不妨出走，让判决无法执行，也给对方留下一个“可怕的威胁”，等时机成熟时再回来。左拉不同意，他抱定了“宁坐牢不逃跑”的决心，但是，在克雷孟梭等人的说服下，从斗争的大局考虑，左拉还是被迫接受了他们的“计谋”，于次日匆匆离开法国，前往伦敦。左拉流亡时近一年，于1899年6月5日回到法国。1899年9月9日，雷恩军事法庭经过一个多月的辩论，仍然判定德莱福斯有罪，但迫于形势的压力，将终身囚禁改为10年徒刑。此判决一出，立即引起国际上的不满，几天以后，总统宣布特赦，陆军部长也就此宣告“案件业已结束”，号召各派和解。德莱福斯尚未完全昭雪，左拉和他的朋友们并未因此放弃斗争，直到1906年7月12日，雷恩军事法庭才宣布德莱福斯无罪，恢复了他的军籍。至此，德莱福斯案件才算划上了句号，可是，左拉已于1902年9月28日至29日的夜间，在他巴黎的寓所里，神秘地去世了。
　　
　　德莱福斯案件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尽管个人的生命和名誉值得尊重；也不仅仅涉及到犹太人，尽管犹太人在法国的命运关系到法兰西民族的前途；德莱福斯案件关系到法国的国家利益，它使法国全民分裂成针锋相对的两大派；它更关系到社会的正义和法律的公平。12年间，德莱福斯案件成了一件分裂法兰西共和国、使之濒临内战的政治事件，左拉的介入完全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大事和社会正义的良知。在德莱福斯上尉被以间谍罪论处的时候，左拉正在外地，他像大部分法国人一样，也听信了军方的宣传，认为德莱福斯有罪。但是，他一直对反犹主义深恶痛绝，“对人们聚集起来攻击一个单枪匹马的人表示强烈愤怒”。德莱福斯的亲人坚持要求重审，记者贝尔纳·拉扎尔的拜访，尤其是1897年秋，路易·勒布卢瓦告诉他，皮卡尔上校掌握了埃斯特哈齐犯罪的确凿证据，这使左拉确信，关在魔鬼岛的那个人是无辜的。法朗士在左拉的葬礼上说：“左拉不仅揭露了一桩司法错案，而且还揭露了一个阴谋集团。该集团由形形色色的暴力和欺压善良的势力纠结在一起，旨在扼杀法兰西的社会正义、共和主义观点和自由思想。左拉英勇无畏的话唤醒了法兰西。他的这一举动的结果难以估量。今天，这些结果正在以强大的生命力锐不可挡地展现于世，无限止地蔓延开来，引发了一个刻不停息、滚滚向前的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左拉曾身处逆境，受了不少委屈和痛苦，我们不必因此而为他鸣冤叫屈。让我们羡慕他吧！愚昧无知和恶意中伤垒起了一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凌辱，而左拉的荣誉却耸立其上，达到了难以攀登的高度。让我们羡慕他吧：他以浩瀚的著作和伟大的举动为他的祖国和世界争了光。羡慕他吧，他的遭遇和他的赤诚赋予他一个最伟大的结局：他是人类觉醒的先驱。”法朗士说得何等的好啊，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左拉的确是“人类觉醒的先驱”。《我控诉！》的发表，使左拉成为一个伸张正义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招致反犹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刻骨仇恨，这种仇恨不是一纸“和解令”所能消除的，而这种仇恨恰恰又爆发于左拉死于煤气中毒之后。
　　
　　1902年9月28日，左拉夫妇从梅塘回到巴黎，可是次日早晨，一向习惯八点钟起床的左拉却悄无声息，到了九点钟，仆人敲门，仍不见回应，人们着急了，一个木匠破门而入，发现左拉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床脚，左拉夫人还有一口气，却也昏迷不醒了。调查的结论，是煤气中毒。左拉夫人被送去医院抢救，她后来回忆说：“我半夜醒了，头剧痛，肚子也疼。我在走廊里走了走。我跌倒了，然后我回到房间。我呻吟，我丈夫说：‘我也不舒服，不能照顾你。’他还说：‘不要紧，狗也不好……我们可能吃坏了肚子。我说是不是叫仆人。他不同意：‘不要麻烦人了，没有用。明天会好的。’埃米尔站起来，想去开窗，还说：‘新鲜空气会减轻我们的痛苦的。’”就这样，壁炉的烟道不畅，煤球燃烧不充分，产生了大量煤气，积聚在房中，导致左拉中毒而亡。左拉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触动了一些媒体的不洁的神经，纷纷发出幸灾乐祸的消息，《祖国报》掩饰不住内心的快意：“左拉死了……窒息！”巴黎——新闻社甚至发布了这样的消息：“一场家庭悲剧导致左拉自杀。”《新闻报》发表了夏尔·莫拉的一篇文章，心怀叵测地说：“左拉很坏，但是更愚蠢，他需要心理治疗。”《民族之声报》、《全球报》、《法兰西新闻报》、《高卢人报》、《祖国报》等等，还在重复着自杀的说法。《强硬报》甚至说：“德莱福斯派的骗子们想象出冒烟的烟道，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我控诉！》的作者的自杀是由于过多地与他们接触而感到厌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永远也不能知道左拉之死的真相。”左拉之死的真相果然是不可知的吗？
　　
　　在纪念左拉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有三部著作涉及左拉之死，其中一本叫做《被谋杀的左拉》，是专门探讨左拉的死因的。作者让·博代尔是一位记者，1953年他还在《解放报》工作的时候，就对左拉是否被谋害进行了调查，因为一个叫彼埃尔·哈甘的人向报社披露了一条“头条新闻”：一个叫亨利·布隆福斯的人承认他杀了左拉，采用的方法是堵住壁炉的烟道，使煤球燃烧后排烟不畅，产生煤气。哈甘确信：左拉是一起政治罪行的牺牲品。布隆福斯是一个砌炉子的工人，乃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反犹分子和反德莱福斯分子，哈甘与他是朋友，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熏死这头猪！”1928年4月，布隆福斯自知不久于人世，遂向他吐露了秘密，也算是一种忏悔吧。但是，哈甘要求在他去世前不要公布凶手的名字，他于1970年去世。自1953年以来，《倾听报》于1958年有过反响：“左拉根据官方的说法是由于事故而死，还是像人们底下说的，是被放肆的政治敌人所害？”《文学杂志》于1967年五月号上做了一个专题：“左拉是被谋杀的吗？”该杂志刊登的文章指出：“真正的凶手是号召谋杀的狂热的新闻界，这个新闻界和这些政治领导人让人印刷针对左拉的污蔑的小册子和传单。”1978年4月，以“左拉或人类良知”为题在电视上分四次连续播放，认为“左拉被谋杀”是很可能的。1978年5月12日，《巴黎日报》在第一版大字标题刊登：“巴黎日报控诉：这就是谋害左拉的凶手！”凶手的名字是让·博代尔提供的，这时距哈甘去世已经8年了。但是，这样的消息似乎并不曾在媒介和批评界引起什么震动。2000年9月，《历史》杂志刊登左拉研究权威亨利·米特朗的文章，提出在左拉之死的问题上有三种彼此相互对立的观点：1、官方认为是死于事故，2、死于恶意，3、死于非故意的烟道堵塞。于是，博代尔重新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他写成了这本书：《被谋杀的左拉》。博代尔的结论是：“毫无疑问，有人谋杀了左拉。”凶手就是亨利·布隆福斯。这本书的序言出自亨利·米特朗的手笔，他说：“左拉之死将是一桩历史谜案。应该读一读让·博代尔的书，以便了解这桩谜案的广度。可能的是，读过这本书之后，人们心里会说，无论如何，罪行的假说还是有许多王牌的……”如果左拉的死不是出于事故，而是出于某种人为的、政治的目的，那么，在后人的眼中，左拉为真理而死、为正义而死、为公平而死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就近乎完美了。至于布隆福斯，由于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证词，他的口头的自白也是别人转述的，所以，即使后人接受了他的忏悔，他也因使左拉之死成为一桩历史谜案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法国作家贝尔纳-亨利·列维于1991年出版了《自由的遭遇》一书，指出“历史实际上始于上个世纪末”，所谓“历史”，指的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所谓“上个世纪末”，指的是19世纪末，具体地说，是指德莱福斯案件，更具体地说，是指左拉发表《我控诉！》。总之，“自由的遭遇”开始于左拉，而“自由”乃是思想的自由。他说，历史之所以不是始于伏尔泰和雨果，那是因为他们不能设想一种观念，或者认为这种观念是“幼稚的和疯狂的”，“这种观念是一个作家的使命，几乎是本体的使命是在正义、真理、善和国家事务之间充当中介。国家为一方，正义、真理、善为另一方。一面是世俗的，一面是精神的。一个是空间的，一个是理想的天空”。左拉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痛恨政治”的小说家，当他意识到出现了一桩司法错误，意识到正义受到了践踏，意识到真理正遭到遮蔽，他就放下了写小说的笔，拿起另一支笔写了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以一介文人的身份揭发了一些处于高位的官员，哪怕是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他爱公正更甚于爱秩序，而没有公正，则会出现更大的混乱；他爱真理更甚于爱“国家利益”，而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多少令人发指的悲剧啊。左拉不愧为法国第一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1908年6月6日，左拉的遗体入葬先贤祠，这是历史对他的最高奖赏，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最高追求。